57 屆金鐘獎的入圍名單公布了,《斯卡羅》不負眾望入圍多項獎項。看戲劇重新演繹歷史事件總是很有趣(雖然我不太喜歡劇情安排,不過覺得語言跟場景的設計都令人眼睛一亮)。不知道大家去年是否看過這齣劇?看完之後會不會好奇歷史上的 1867 年羅發號事件和主角之一李仙得的其人其事?
這次分享今年為《博物淡水》第 14 期寫的一篇文章:〈行旅臺灣、認識臺灣──美國外交官李仙得的博物學知識及「番地無主論」〉的前半(後半下次刊登),也許看完這些歷史背景後,再看劇會有不一樣的想法吧。感謝淡水古蹟博物館慷慨同意我重登此文。
下次讀書會是 9 月 24 日,讀吳明益的《單車失竊記》,這次會在台北實體聚會,歡迎參加!有興趣的朋友請在 9 月 16 日之前留言、回信或寫信到 transcreation@substack.com 報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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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距今 160 多年前的 1860 年代,臺灣發生了一件大事:在英法戰爭的壓力下,清帝國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,開放臺灣的淡水(1861)、雞籠(1863)、打狗(1864)、安平(1865)等地成為通商口岸。臺灣開港影響了上述口岸市鎮的發展,也成為許多西方人來到臺灣的契機,本文主角李仙得(Charles W. Le Gendre,1830-1899)1正是其中一員。
其實早在臺灣正式開港之前,西方人已對臺灣深感興趣,他們注意到臺灣的商業潛力,也對臺灣四周頻繁的船難傷透腦筋。舉例而言,1851 年,已有洋船在官方默許下至淡水、雞籠等港口貿易;1854 年至 1857 年間,美國商人羅賓內(William Robinet)曾在打狗設立洋行,買賣樟腦、茶、豆類。簽訂條約、正式開港可以說是為了讓貿易合法化,免去不合理的稅賦和陋規,進一步擴大貿易規模。
除此之外,臺灣附近航線密集,周邊海域風暴多發,船難頻傳。清領臺灣的 200 餘年間(1683 - 1895),前後共發生 182 起外籍船難事件。儘管清帝國早已針對外國船難訂有相關救助制度及遣返規定,但漂流上岸的船難者能否獲得救助仍是未定之天,只能聽憑運氣。一方面,臺灣部分漁村有搶船的習慣,搶奪遇難船隻的財物是漁村居民貼補生計的重要來源;另一方面,清帝國對臺灣的統治權威並未擴及全島,船隻若漂流至原住民掌控的地區,船員可能面臨殺身之禍。1867 年的羅發號事件(Rover incident)及 1874 年的牡丹社事件皆是因船難而起的國際糾紛──李仙得在兩起事件裡皆扮演要角。
在當時西方人的想像中,臺灣一方面是物產富庶的豐饒之島,一方面卻也是令人畏懼的野蠻之島,充滿愚昧的人民和未開化的地帶。西方人對臺灣抱持種種想像與期待,但對臺灣其實認識有限:17、18 世紀西方人留下的書寫畢竟年代已久,明清文人的書寫在他們看來又不夠「精確」,他們亟欲探索臺灣、認識臺灣,同時也企圖開發臺灣,甚至必須帶來「秩序」與「文明」。
美國外交官李仙得便是在這種種因緣下來到臺灣。1867 年,美籍船隻羅發號在臺灣南端發生船難,漂流至不在清帝國控制下的鵝鑾灣一帶,船上 13 名船員遭到原住民殺害,只有1 名漢人逃到車城。身為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李仙得為了這起事件來到臺灣和清官員交涉,之後 5 年間至少 8 次來臺,認識了清帝國在臺灣南部的統治實況,也在多次旅行中認識了臺灣各地的物產及族群,寫成《臺灣紀行》(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)一書。2
李仙得透過旅行認識臺灣,不過要在當時的臺灣旅行並非易事。李仙得不只善用外交官身分,也依賴開港後來臺西方人所形成的互助社群至各地旅行。本文以李仙得的《臺灣紀行》為主要材料,說明李仙得如何運用交遊網絡順利旅行,由此獲得的知識有何特色或限制,而他的知識又如何在牡丹社事件中發揮影響。
在臺西方人社群的博物學興趣及旅行的難題
臺灣開港之後,陸續有西方人來到此地,他們的活動以洋行、教會、領事館、海關等機構為中心,居住地主要限於通商口岸,身分可能是商人、傳教士、外交官、海關職員、博物學家、海軍或水手等等,每年在臺人數平均僅約百餘人。雖然人數不多,但他們留下許多關於臺灣的記錄,見證了清領末期臺灣的變遷。
西方人社群規模不大,彼此互惠互助、關係緊密,時常結伴旅行。綜觀其記錄,可以看到博物學是他們的一大共同興趣,英國駐台領事斯文豪(Robert Swinhoe,1836-1877)、長老教會傳教士馬偕(George Leslie Mackay,1844-1901),以及李仙得等人也都同時身為博物學家。博物學是19 世紀西方人十分熱衷的學問,研究對象不只包括動植物,也涵蓋真菌、地質、古生物等領域,幾乎無所不包,是西方人探險和描述「未知之地」時使用的共同語言。
奠基於博物學的知識十分仰賴旅行,或許可以說是「讀萬卷書,不如行萬里路」吧。西方人必須實際踏足各地,採集標本,又或委託當地人協助蒐集標本。他們或者自己鑑定標本,或者將之寄回母國的博物館。在外採集的田野博物學家(field naturalist)與在母國分析標本的安居博物學家(sedentary naturalist)既合作又競爭,關於「未知之地」的知識就在雙方的推進下逐步建立。
博物學知識的建立有賴於旅行,但是要在當時的臺灣旅行困難重重。臺灣氣候高溫多溼,西方人不易適應;瘧疾普遍,隨時可能生病;陸路交通不便,東西向的河川截斷了南北陸路交通,海路往往比陸路可靠。不過最大的難題恐怕在於「番界」3 及族群、村落間的界線。清帝國在臺畫設番界,禁止人民自由穿梭於番界內外,管轄勢力亦不及於界外生番,臺灣全島以番界為區隔,形成不均質的統治空間。臺灣族群關係複雜,聚落之間或戰或和,原住民更有獵首的習俗。要在臺灣旅行,便必須克服交通和族群設下的有形無形界線。
對於像李仙得這樣並非久居臺灣的人,西方人社群提供了寶貴資源,傳教士長期耕耘所形成的教會網絡尤其是旅途中的重要節點。李仙得透過人際網絡得知旅行注意事項以及旅行路線,他的外交官身分當然也是一大保障──清官員必須認真看待他的需求,甚至提供軍事保護。李仙得與其他西方人結伴同行,雇用苦力、嚮導、通譯,攜帶禮物、藥品以示友好,克服交通和族群的限制,順利旅行各地。接下來讓我們透過李仙得的記錄觀察當時旅行的實況,也審視李仙得透過旅行獲得的知識有何特色。
以上是〈行旅臺灣、認識臺灣──美國外交官李仙得的博物學知識及「番地無主論」〉的前半;文章是根據我的碩士論文改寫而成,順便打一下碩論後來改寫出版的書:《行旅致知:李仙得、達飛聲等西方人建構的臺灣知識(1860-1905)》。
完成碩論之後,想不到後來又有機會陸續再寫了關於馬偕和斯文豪的文章(兩人的名字上面的文章都有出現),因緣真是奇妙(或是該說,當初偷懶不想念的,最後還是會找上門來…)。
李仙得(Charles W. Le Gendre,1830-1899)原本是法國人,後來歸化為美國籍,打過南北戰爭,1865 年以准將退伍後轉而投入外交界,1866 年到 1872 年間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,任內發生的羅發號事件(1867)成為他來到臺灣的契機。由於對臺灣十分瞭解,1872 年到 1875 年間受聘成為日本明治政府顧問,在牡丹社事件(1874)中為日本策畫臺灣出兵事宜。李仙得後來離開日本,1887 年受聘為朝鮮政府顧問,1899 年在首爾過世,享壽 69 歲。
《臺灣紀行》當年完稿後並未出版,書稿收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與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。近年臺灣整理出版了全校本及中譯本,全校本是Charles Wm. Le Gendre,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, ed. Douglas L. Fix and John Shufelt (Tainan: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, 2012); 中譯本是李仙得著,費德廉、蘇約翰主編,羅效德、費德廉譯,《李仙得臺灣紀行》(臺南: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,2013)。
後文提及清代的「番界」、「番地」等名詞時,不再特別加上引號,僅當作歷史名詞使用,而無歧視之意,特此說明。